后疫情时代我们如何重新构建个人空间?——建筑师刘相诚专访

刘相诚,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于18年在上海创立邑建筑/Atelier-i事务所,于21年创建法国分部,现居法国。

他出生于青岛的日新月异的海滨新城,而幼年时在奶奶身边花鸟鱼虫的田园记忆却是他内心时常回望的乌托邦。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印迹赋予了他充沛的创作灵感,这份与生俱来的艺术亲近感应运而生,从绘画开始,逐渐演变成建筑设计,并伴随着他一生。

长大后,他先后于同济大学、Belleville建筑学院以及ESSEC商学院学习。多元的教育背景、兼容并包的文化元素在他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并让他时刻得以跳脱出来,作为一个“观察者”,思考自己笔下的建筑如何在城市硕大的公共空间里扎根生长。

吸收、欣赏多元文化,并以自然呈现形式向公众表达,使得观众可以自身感受,而不是流连失散于一个个刻奇的文化符号中,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人文立场。

在巴黎协定和中国双碳目标的背景下,邑建筑/Atelier-i 开创性地将法国前沿“韧性城市”这一城市尺度的理论具象化并援引至建筑设计实践之中。并在第30届花园艺术节中,代表中国递交了作品《幻之园》,成为24个入选参展花园之一。五月,这座中国园林在法国的卢瓦河畔与世界各地的游人见面。

刘相诚:我三岁以前在青岛农村度过,被我奶奶带大。中午睡醒,我奶奶会拿着蒲扇扇风。夏天的时候,我醒了之后发现找不到奶奶,但是到了村头总会找到她,就在我们胡同口。这个记忆已经非常的久远,但是它又十分清晰。

在我看来,与乡土的血脉联结仍是至关重要的。建筑师需要有一些人情关照和土地责任感。在这种土地情节的影响下,我会更多地结合地域本土性的特征,将传统文化的旨趣反映到我们当代的建筑设计当中,形成我们中国自己的现代建筑手法和语言。虽然说现代建筑起源于西方的理论,但国内也开始有这个趋势,大家慢慢地开始注重自己的文化的独特性。

所以说,童年影响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后面读书的时候,寒暑假我都会回到家乡住一段时间,感受邻里社区的亲近关系。蛮幸运的,我有这样一个经历。

刘相诚:小时候对有观察性的事物,比如画画、手工,特别感兴趣。最早就是会很专注地画画。有一次家里不少客人,家里没有椅子不够了,然后就拿走了我的。我在专心画画并没有注意。等我回过神,发现我跪在地上画,桌子很高人很小嘛,客人看到就特别感动。

长大以后,不管是求学还是在工作期间出差或是旅行,还是平常在城市里走一走,比如在巴黎的林荫道上散步,去西班牙,去安达鲁西亚,去冰岛旅行,我都会带一本本子,随手做一个记录,不论是城市人文还是自然风景,那是我跟周围环境交流的方式。

我对美的东西非常想去接触,包括大自然的美,或者艺术品的美。比如在法国遇到好的展览,我忍不住会通过手绘把它记录下来。任何一个小的启发,我都会随手记录。这些不经意的画面和灵感潜移默化中就会成为我设计的一些素材。我想,美感的形成,大抵就是对美的感悟的积淀。所以我一直在坚持,画了很多手绘的笔记。

我有一套行头,都很小巧,几厘米长的水彩笔、颜料盒放在一个小包里。我随时可以打开,随意画着一些色彩,或者纯素描也好。记录加漫游的这个过程,也是在建筑。很多场景,很多状态,甚至一个小的工业品,都激发了我对建筑行业本身的一些灵感和思考。

另外就是父亲对我的影响,他自己从事建筑相关的行业。家族传承让我从儿时起就主动对城市、对空间有一些关注和思考。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会随手记录看见的风景,可不可以讲讲你印象中的上海?以及现在的生活地巴黎?

刘相诚:它们是法国和中国两个最有人文气息的城市。上海是最先进的理念和人文思想汇聚的地方。从海派文化开始,上海就有这样的基因在里面,一直到现在,它都是国际上代表中国现代性的符号。另一面的上海还有石库门、田字坊这种有文化底蕴的社区,这种历史与现代的对话是魔都的魅力所在。

巴黎在城市化进程中,保留了原来的中心城区。所有小巴黎的地区,类似于上海的虹口区。 它不是非常大,我有次骑自行车从铁塔到圣母院,用了不到半个小时。铁塔相当于巴黎外环的位置。巴黎的魅力就在于,你作为一个游人和作为一个居民,体验都会非常有趣。作为游客有很多景点,作为居民又会把这些东西融入到生活当中。你平时周末约三五个朋友,五点半、六点下班以后,夏天到九点十点才天黑呢,中间有四五小时,你随时随地就能买一张门票,甚至免费去看一场最顶级的艺术展。巴黎人已经把这种生活融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了。我觉得是这是这座城市很棒的一个地方。巴黎把传统建筑保留得比较好,在哥特和新古典主义时期,巴黎有太多精美绝伦的、王权时代留下的艺术品。

两座城市有很多共性,在城市维度也可以互相借鉴。我在巴黎读研究生的时候,写过的论文就是对比黄浦江和塞纳河两沿岸的城市滨水公共空间,由巴黎的滨水公共空间,引发对上海滨水空间的思考。当时我做这个论文还是很前沿的,现在这些构想也慢慢在实现了。

刘相诚:对的,这个就是我在自己事务所的一个设计理念,韧性理论(Resilience)其实就包含了你说的这一点。我们建筑、城市空间、公共空间,最终是要服务于人。

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我们设计的时候一定不能闭门造车。我们建一个项目,我只是一个参与者,其他人,比如说经济学家,环境学家,他们都要提供各个维度的专业意见。还有使用者,这几方坐在一起。最终大家得到一个共识。

刘相诚:我很崇敬也深受其影响的一位建筑师是冯纪忠老先生,他是我的导师的导师。

冯纪忠是与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大师,中国现代建筑的奠基人。冯纪忠先生在特殊年代因此历经坎坷。后来他将主要精力投身于建筑教育,创办了同济大学建筑系。他晚年规划设计的松江方塔园和作品《空间原理》成了他为数不多的代表作,也成为“中国现代建筑之尺”。

当今上海的城市空间很多都有冯先生的印记。他也是最早在中国提出在建筑设计中重视规划的思想,认为“建筑单体设计不应当就建筑论建筑,而是要扩大到规划视野,必须从周边环境、地域,乃至整个城市考虑设计问题”。

他提倡“公民建筑”,认为“公民建筑才是真正的建筑,其他的建筑如果不是为公民服务,不能体现公民的利益,它就不是真正的建筑”。

在建筑设计的要素上,我也非常欣赏冯老先生的“与古为新”、富有人情关怀的营造方法。我经常会推荐上海的朋友们周末去松江的方塔园走一走。瘦削古朴的宋式方塔把我们带入历史漂泊的某个路口,远处寂静幽远的堑道上树影婆娑,你会被宋代时代精神和冯先生的人文理想所感动。

方塔园一角的何陋轩也是如此,他完全可以直接引用古代的建筑结构来做一个纳凉栖息之地,但他却摒除了一切既有的形式,选择用古朴自然的传统材料来塑造现代的、革新的结构。他的作品不是为“古”而“古”,而是提炼古代的精神和韵及,与当代进行“新”的对话,这就是冯先生永远温热的社会关怀。冯先生提出空间的“总感受量”的概念,譬如在简洁纯粹的何陋轩内,一天之间,四季轮替,你看到的景致都是不同的。本次花园节的《幻之园》也算是对这一命题一次初浅的探索吧。

刘相诚:韧性理论最早起源于一个物理学的词,也是弹性嘛——压缩一个弹簧还要恢复原状,对吧?这个是最直观的一个物理学定义。韧性城市在这个概念之上,它指的是城市在遭受一些外部冲击或者内在压力的时候,它应对和复原的能力。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内在的供应线路、基础设施、道路等等,都是一个个系统。每一个建筑都作为一个细胞,长在这个城市里,它都是和城市联系到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韧性建筑的概念国内提的还是比较少,是一个前沿的理念。它主要强调,你做设计的时候,要把体块放在城市的共生系统之中,考虑到它对城市各个维度的影响。从城市到街区到建筑,要不断缩放尺度,并考虑到不同尺度下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因素,跨学科地综合思考,最后聚焦到建筑单体。所以你在设计中,视野、尺度和维度要放得更广一点,同时需要一套系统的评估体系。

刘相诚:我一直都是所谓的别人家的小孩儿吧,一路上求学、工作都非常顺利,读书也是最顶尖的,包括在实践当中,很快就能进入到角色。

但人生还是比较反复的,时刻需要去反省和自省。在二一年发生一件事,我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就非常突然,我跟我姐姐都在国外,我姐也在法国这边,就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我当时就想买最早的机票回去,但那个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完全买不到机票。

全程我父亲的葬礼,全部是由我亲戚拍微信视频让我来见证的。那段时间我非常沉痛,很难去接受。我父亲还非常年轻,刚刚60出头,退休了在到处旅行,跟我母亲刚从西藏回来。那时候,我还觉得他们状态非常好。父母在的时候,身为游子在外漂泊,闯自己的事业,家里总会有父母来支撑你。

但我现在要承担起家里顶梁柱的这样一个角色,不能沉浸在我的悲痛当中,需要去站起来,成为我母亲的一个依靠,去安慰她。另一方面我的工作也不能停止,因为当时手头还有很多的项目在推进,很多国内的项目和法国的花园节竞赛,我强迫自己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收拾好心情,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这个事情我没法改变,只能往前走。

我后面如果做出一些成就,是对他的致敬,希望他在天之灵能看到这些东西。这是我跟他的交流的方式。我从小他对我要求非常严,一度我们父子关系是比较紧张对立的,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中国家庭父子之间的关系的缩影。

慢慢进入到人生新的阶段之后,我开始跟他对话了,突然理解他的用意,发现他的很多人生哲理会给我启发。这几年以来,我们的关系开始像朋友,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父亲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更大程度的遗憾。他不辞而别,没有给我任何道别的机会。

澎湃新闻:你在上海念大学,而后又前往法国求学、工作。你是如何平衡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影响?

刘相诚:首先我认同多元化并存的形式。我不会去完全否认某文化它自己的存在性,作为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根源核心的东西。但我也会非常开放地接受各个不同的文化。这包括思维方式、气质层面的,多种文化的并存。

同时这些文化本身也在相互影响,融合嬗变。从生活来说,我父亲是一个缩影,我也能看到他的转变,年轻的时候他更传统一些,慢慢随着一些人生的经历,在我们家人之间的交流中,他也逐渐接受西方父子两代人之间平等对话的关系。我也会跟法国的同事朋友介绍中国,他们同样非常愿意了解。南特建筑大学的教授也是今年艺术节的一个参展团队,他们看到我作品之后非常感兴趣。我跟他简单介绍了一下,中国传统园林怎么移步易景,怎么去借景、障景,怎么去创造一些惊喜。听完之后,他还邀请我去他们的课堂上给法国学生进一步介绍相关知识。

刘相诚:本次艺术节的主题是“理想花园”,看到这一命题,我自然而然地回到我的文化中寻找答案。什么是“理想”的?我想到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山水是理想,山水意象代表田园式的生活理想,自由不羁的心灵理想,和天人合一社会理想;梅兰竹菊是理想,竹子的意象在中国代表君子,是理想人格的符号;而几何圆形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化中都是完美的、理想的图形,在中国更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所以,我将山水、竹子、天圆地方等文化意向运用到设计之中,期望在作品中传达对“理想花园”构想。 因此,所谓文以载道,中国元素不是为了“加入”而“加入”,而是传达思想的需要。

在我看来,在跨文化的项目实践中,没有必要很刻意加入某种文化元素。文化是自然而然的表达,不应该只是单纯地借助文化的符号、元素来去堆砌作品,因为文化符号是很难脱离其文化语境被观众解读的。其实中国元素是融在我们的底色和血液中的,我们应当提炼的是其中的哲思,去引发跨文化的平等对话。

从事务所层面而言,前几年能看到很多外企建筑事务所在中国设立分部,用他们的手法传递国外的设计理念和思想。我们想做的事有点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在中国做得已经非常好,那我们希望在法国也成立这样一个事务所去表达我们的理念和思想,不一定要去传递所谓中国的文化符号,但是我们会把融在我们文化中的哲思通过建筑的手法表达出来。

澎湃新闻:为何在这次参赛作品中选用“潇湘八景”作为艺术承载体?你如何理解它们?

刘相诚:首先,牧溪是宋末明初有重要影响力的画家,他的绘画传至日本后,影响了上千年来的日本绘画艺术,是中国文化艺术全球影响力的标杆。我们的团队想向这样的文化影响力致意,将中国文化与西方语境相链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促进文化的交流。

既然这是一次跨文化的艺术实践,前面提到,我不提倡文化符号的堆砌,我的设计更多着眼于如何创造出空间上的“漫游”体验,去引发思考。

为此我援引了“潇湘八景”光影烟岚缭绕的“幻”的意境——云烟、光影的变化无常与幻灭之境,令人动容,这种境界已被公认为“禅境”。同时,通过木结构和麻绳造成出虚实结合的透视,通过三个同心圆的曲线路径塑造出景观和视角的不断变化,从而传达稳定状态下的不稳定性,引发参观者在漫游过程中对变与不变、短暂与永恒进行反思。在漫游的过程中,他们不会觉得《幻之园》是一个东方的、中国的“异”空间,而是更多地将这种体验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相关联。我们要做的,正式是为观众们创造这样一个跨文化语境的对话和反思的机会,去消解文化之间的隔阂。

另外,潇湘八景摹绘自然、安于自然,抒发江山暮色中的思归之情,代表了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刻认识,也和我想传达的现代的韧性理论相契合。

澎湃新闻:“平远法”山水画对于建筑设计有什么参考价值吗?如何在建筑中实现中国山水画的工笔技法到建筑设计的转化?您觉得这一转化在未来可行吗?

刘相诚:平远、深远、高远法是山水画的透视技法,平远则“自近山而望远山”,反映的是俯视的境界,塑造的是“山随平视远”的艺术效果。我通过麻绳的长短变化演绎山势的起伏,再通过虚实相间的立面效果来塑造从近而远的透视——观众从眼前的“山”可以望到远处的“山”,这种透视也结合了中国园林中“借景”、“障景”、“步移景易”的营造手法。

我认为,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技法的借鉴是可行的,但与此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意境和思想的传递。我们设计中要思考的是,如何跨越艺术形式和文化语境,传递手法和符号背后的思想和意境,如何在多元背景之下向不同文化的受众,传达传统的文化意涵,避免民族式刻奇。我们的艺术节作品用形式、路径和光影来塑造体验,又通过体验来引发观众的哲思——关于存在性,关于辩证法。那么文化间的对话就由此自然而然展开,它可以是庄子和海德格尔之间的,也可能是禅宗和古希腊的爱菲斯学派之间的……不同文化的观众都能够站在自己的文化中与作品产生交流和共鸣。如此,作品不再是凝固的状态,而成为一种流动的存在,这是我所追寻的“理想设计”。

刘相诚:疫情的时代,大家已经慢慢习惯于居家或者远程办公。疫情造成了强制性的物理隔离。大家被迫关在一个限定的空间里面,生活和工作方式发生变化。即使到了后疫情时代,这些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大家慢慢地发现公共空间的重要性,需要一些共享办公空间。那么如何对一些老旧场所,比如对旧厂房进行改造,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公共场所。这些场所本身的安全性,它的通风系统、空间质量、标准设施,肯定需要越来越完善。

你长期隔离在家的时候,不同的家庭成员之间,他也是有自己的个人空间的。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不想时时刻刻都在一起,也需要有我自己的私密空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大家慢慢开始注重这些空间上的界定,以及不同场所功能的定义。

比较灵活的弹性工作机制逐渐形成,也是疫情对大家现实层面的影响吧。居家隔离期间,人们没有完全固定的办公空间,工作和生活的时间界定也变得模糊,随时要拿起个zoom会议或者腾讯会议。这种时候不能把生活安排完全寄托于虚拟的世界,毕竟还是要依托于现实的空间去生活。

从城市到个人的维度,甚至小到我们个人居家空间的维度来说,都是要去慢慢调试和完善,在空间、制度层面找到最人性化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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