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得深的大英博物馆是文物的殿堂还是地狱?

“英之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也。盖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见闻不能追及千古;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这是晚清思想家、教育家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写下的线年间赴欧洲旅行,曾去大英博物馆参观。

王韬指出了现代博物馆的本质,即:只读书不见实物,不能“广其识”。但和早期启蒙思想家一样,见新事物,只会哲学分析,不会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看问题,落入自圆其说、倒果为因的窠臼。

大英博物馆自1753年建馆,1759年对公众开放,直到1876年,普通人想进入,需4月提交申请,8月才得反馈。时人称:“参观大英博物馆的可能性,比进天堂还难。”直到开馆百余年,才较宽松,恰好被王韬赶上。

王韬意识不到,大英博物馆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广其识”,而是为塑造帝国价值观服务。只是随着大众文化成为主流,大英博物馆早期的残忍性、掠夺性才有所收敛,因藏得太深,让人误以为它一出生就是干净的。

对于大英博物馆,既要看到它是文明的殿堂,保存了许多珍品,也要看到它是一座文物的监狱,大量展品带有原罪。近日,网友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揭开大英博物馆被隐藏的另一面。

博物通过观察、分类、逻辑总结等展开研究。与科学不同,博物无实验验证,实用性差,但研究范围更广,方法更自由,更契合人类求知的天性。达尔文、林奈、法布尔等都是博物学家,非科学家。

科学将人类带入现代社会,但科学日渐精专,普通人被屏蔽在外,失去了对知识的兴趣。所以现代人不再关心小区中有多少植物,它们何时开花、何时结果,这些植物下有什么昆虫……

古代中国涌现出许多博物学家,如李时珍、宋应星、沈括、洪迈、葛洪、张仲景等。

一方面,商业推动了博物学进步。明代富豪为争社会地位,大事收藏,比如项元汴藏画,故宫博物院藏古代书画共4600余件,2190件出自项家旧藏。印章收藏、书信收藏、文玩收藏等,皆巨商推动而成风气。

然而,经学传统抑制了博物学的发展。经学强调死记硬背、反复练习,以最大化保存传统文化成果。博物学强调的融入自然、快乐为本、独立观察等,被视为“荒疏”和“嬉”,遭到否定和约束。

此外,历代统治者对商人充满警惕,刻意抑制。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类似规定很难长期贯彻,但有吓阻作用——巨商多低调,藏品轻易不外露,更不敢向公众展示。所以,中国博物学始终未得充分发展,亦未能内生出博物馆文化。

据学者易丹妮的《欧洲早期博物馆的兴起:背景与历程》,1540年,佛罗伦萨共和国(今属意大利)执政者科西莫一世·美第奇将长老会议宫改建成私宅,多个房间用来陈列藏品。1560年,他又迁到别处,便将长老会议宫改作“古物所”(1581年改建完成),后成画廊,以培养为贵族服务的艺术家。直到1769年,它才对公众开放,此即现代博物馆之源。

大英博物馆赶上了这一趋势。1753年,英国议会用2万英镑买下斯隆爵士的藏品(7.1万件物件和标本,50万本书籍、绘画、手抄本,337本干燥植物),宣布成立大英博物馆。

斯隆爵士是内科医生,曾在牙买加、印度南部收集植物标本,他的好友威廉·柯顿出身豪门(后破产),常年在欧陆采集植物标本,终生未婚,去世时将全部藏品赠给斯隆爵士。斯隆爵士只有两个女儿,19世纪前,英国法律规定,女儿不能继承财产,无儿子,死后财产尽归英王。斯隆爵士不得不贱卖藏品以安顿女儿。

当时英国正在迅速上升期,博物学给平民提供了机会。比如福琼,出身农家,仅有中专学历,因喜博物学、敢冒险,被东印度公司两次派到中国内地盗取茶叶原种,在印度培育成功,给大清经济以沉重打击。福琼因此工资达1.2万英镑/年,高于大多数贵族,仍觉不满。

当时英国的咖啡馆常有博物学家办展览、讲座、卖书,清末时,在中国海关工作的300多名英国人中,200多人是博物学家。

据易丹妮钩沉,1808年前,大英博物馆日限60人入场,此后“120人,必须15人一团进入”;1810年,才允许“任何衣服整洁”者进入;1822年,需提供“让管理者或议员满意的推荐信”,才有进馆资格;1836年,则“平民阶级不能入场,原因是很多人是码头船员与他们带进来的女人”;1879年才线年。

逐步开放,并不是为了让百姓“广其识”。据学者谢小琴在《大英博物馆:一个帝国文化空间的建构(1800—1857)》钩沉,关键原因是:1783年英国战败,承认美国独立,帝国心态遭重创,英王乔治三世甚至想退位。

英国本是欧洲文明的异类,靠扩张精神凝聚,随着“大英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只好乞灵新的黏合剂——帝国文化。这种意识形态建构的痕迹,从今天大英博物馆陈列中,仍能看出来。

大英博物馆共10家分馆,最突出的是埃及馆,古埃及文明光辉灿烂,但与英国相距甚远,无法亲近,大英博物馆将大量精品文物搬到人们眼前,彰显出海洋霸权;希腊、罗马馆则试图证明,英国承其余脉,亦属正宗,但凯撒大帝分明曾称英国人为“野蛮人”;两河藏品馆则着力于探源,两河文明被认为是最早的人类文明,如今精品文物皆落入大英博物馆之手,欲知文明之源者,只能来此……

在战争冲击下,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时不知如何译Museum(博物馆)。

学者谢先良在《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博物馆》中钩沉,“博物馆”一词首见于林则徐在1841年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称“兰顿(伦敦)建大书馆一所,博物馆一所”,译自1836年英人穆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可能译者也不知“博物馆”是什么。在《四洲志》中,类似模糊颇多,比如将美国直译为“育奈士迭国”。

在史料中,首位参观现代博物馆的中国人是福州人林缄,他“受外国花旗(指美国)聘,舌耕(口译)海外”,他记录道:“博古院明灯幻影,彩焕云霄。”

在当时,国人很难理解,花这么多钱建博物馆有何用。清驻英公使郭嵩焘参观大英博物馆后,称赞说:“所藏遍及四大部洲,巨石古铜,不惮数万里致之。魄力之大,亦实他国所不能及也。”“每年开支金洋十万磅,供此馆之用。盖收买各种古器,至今亦尚未已也。”郭嵩焘不完全理解大英博物馆的价值,也以为可促进文教。

驻英使馆副使刘锡鸿却认为:“惟我朝四库,搜罗皆有关学问政治之要,至精至粹,足式万邦。今英人自矜其藏书八十万卷,目录亦六千卷之多,然观其所赠数册,闺阁之绣谱、店窑之图记,得诸中华者,且纂集以成一编。则其琳琅满目,得毋有择焉而不精者乎?”意思是大英博物馆藏书多,连从中国搜集的闺阁绣谱、店窑图记都有,大而不精,还不如《四库全书》。

刘锡鸿以“通洋务”闻名,得知他任副手,郭嵩焘曾表示高兴,二人后来却冰炭不同器。刘锡鸿看到大英博物馆的残忍、掠夺的一面,它搜集文物,不是为了阐发文物蕴含的精神,而是当作战利品来炫耀,是为大英帝国的文化霸权而服务。名义上保存了文物,其实是文物监狱。在日记中,刘锡鸿嘲讽地将大英博物馆译成“播犁地士母席庵”。

刘锡鸿的看法有道理,但片面强调一面,无视另一面。到后来,刘锡鸿甚至反对修铁路、造轮船,反对民间用西洋机器,只靠道德和吏治来强国。他说:“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耶?”豪迈有余,却无视时代潮流,沦为笑柄。

郭嵩焘也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他仔细看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瓷器,“最后楼上,贮藏磁器尤多。花草五色及翎毛。其光外浮者,皆英国所制也。磁质不能及中国,而此则过之(即中国的瓷器最好)。”

然而,郭嵩焘还看到了大英博物馆的另一面,即汇集了不同文明的成果。他首次提出,中国也应开设现代博物馆。据学者李军钩沉,至迟在1874年,西洋传教士建的北京北堂自然博物馆已开放,而英国商人集资兴建的香港博物院可能更早建成。1876年,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博物馆,在京师同文馆内。

大英博物馆背负着不光彩的历史,但博物馆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不应因前者而否定后者,在弘扬博物馆文化、建设现代博物馆等议题上,仍需向大英博物馆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逃出大英博物馆》走红网络后,也引起英国媒体关注,被扣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且卖弄地指出,短剧中的薄胎玉壶是当代工艺品,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今人制作它,是为表明手艺没失传,仍属民族主义。

艺术创作可自由,不能为演好《奥本海默》,再扔一次。且相关说法高度无知,中国唐代即有薄胎玉器,康乾始多,出自皇家薄胎西蕃作,即“痕都斯坦”(今巴基斯坦、北印度等地)风格,当时中国玉匠与玉匠相互学习,康乾从没称薄胎玉器是独有的,更没贴上民族主义标签,为什么今天中国艺术家做出来,反而成了民族主义?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我国流失文物164万件(不包括国外私人收藏,估计总数达上千万件),收藏在外国47家博物馆中。大英博物馆最多,达2.3万件,其中绝大多数是以战争、掠夺、欺骗、盗窃等手段获取的。敦煌藏经共4万多件,中国仅存1/3,大英博物馆收藏最多,达1.3万件。

近年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向大英博物馆讨要文物,使其成惊弓之鸟,将所有对文物流失发出的不满之声都视为大敌。

追讨流失文物,虽有诸多国际公约,但据《国际法》,国际公约只对缔约国有约束,欧美发达国家均拒绝缔约。逃避法律义务之外,大英博物馆还拒绝承担道德义务,难怪要对网络视频下狠手,甚至不惜采取污名化的手段,这种“自己做了亏心事,却骂别人狭隘”的惯技,有些下作。(完)(原标题:大英博物馆“藏”得太深)